作 者 简 介

马健生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

刘红霞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刘云华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围绕“通过学习创造机会”的教育愿景，澳大利亚近几年来不断调整基础教育政策，旨在进一步推动基础教育体系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澳大利亚近几年的教育年度报告的分析，发现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改革围绕教育公平、质量提升和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在教育公平方面，强调缩小土著与非土著学生的教育水平差距，并为弱势学生群体提供额外的支持；在教育质量提升方面，从学校教育的教学质量、家长参与、学校自主权和课程四大质量领域展开了改革，还构建了国内和国际多层次多样化的基础教育监测体系；在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澳大利亚进一步加大对学校的资金支持力度，为学校发展提供额外的资金，并按照统一的分配标准建立了以需求为导向的资助体系。澳大利亚近几年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改革举措体现出了其兼顾公平与质量的决心，强调通过立法的方式保障教育改革的合理化和规范化，也能够看出多个主体积极协调合作的特征。然而，尽管澳大利亚近几年基础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基础教育改革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划分、教育的育人和经济功能的指向以及在追求教育公平的过程中仍然出现了很多问题与争议。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作为各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代表之一，旨在通过教育改革实现社会的稳定并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促使各国颁布了诸多教育政策。澳大利亚作为全球教育领域中重要的留学对象国，与我国有着丰富的教育交流与来往。当前，国内外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研究比较丰富，相对忽视了其基础教育改革政策与实践，而基础教育对一个国家的教育、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改革的研究。当前，国内外关于澳大利亚基础教育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类：第一类是对某项改革实践进行分析，比如澳大利亚考试改革引发的争议；澳大利亚公用费用改革的逻辑；澳大利亚土著儿童的教育计划项目；STEM教育项目的评述；通过“学生优先”的改革项目提升其基础教育质量等。第二类是澳大利亚中小学课程改革，比如国家课程的改革和启示；综合课程改革的动向与启示；课程国际化的比较研究等。第三类是教师教育，例如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教师的发展。第四类是针对澳大利亚教育改革的评价，比如澳大利亚学生学业成就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社会的不平等。第五类是针对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改革的评论，比如其基础教育存在巨大学业成就差距，造成了教育的不平等；提高土著儿童的教育质量能够有效提升澳大利亚教育的公平性等。总体而言，当前学界都偏向于对澳大利亚基础教育的某个教育项目的研究，或者是聚焦于其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的论述，或者是课程改革，又或者是教师教育的发展，缺少一个对近些年政策动向的系统性研究。而自澳大利亚在《2014－2015年度报告 通过学习创造机会》（Annual Report 2014-15 Opportunity through Learning）提出“通过学习创造机会”的教育愿景后，近些年的教育改革一直围绕“通过学习创造机会”这一总体教育目标，不断调整教育政策。澳大利亚的教育年度报告通常都包含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技能与培训教育三个方面，通过对近几年来澳大利亚的年度教育报告有关基础教育改革的内容进行梳理与分析，本研究发现澳大利亚近年来围绕着“通过学习创造机会”的教育愿景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这些改革举措推动了澳大利亚基础教育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并进一步为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福祉作出了贡献。那么，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基础教育改革实施了哪些举措？取得了哪些效果？在教育改革中呈现哪些特点？在实施过程中又面临哪些问题呢？

一、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

在澳大利亚，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既能够促进人的健康发展，也能为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奠定基础。与此同时，近几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也展现出了基础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开始越来越重视基础教育阶段的改革。

（一）基础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优质基础教育能够促进适龄儿童的健康成长，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打下基础，还能够促进父母就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儿童在入学前的发展对未来在学校的表现和成就具有重要影响。高质量的幼儿教育，不仅能够培养适龄儿童的信心和动力，提高儿童的入学率，同时也能有效地支持父母进入劳动力市场。澳大利亚早期发展普查数据显示，无论在优势社区还是劣势社区，上过学前班的儿童比没上过学前班的儿童更不容易发展成弱势儿童。 也就是说，优质的幼儿教育可以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二）基础教育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国际数学与科学测评（The Trend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SS）等国际学生学业评估测试体现了基础教育实力的国际比较。澳大利亚作为高等教育的强国之一，一直致力于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然而，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PISA测试来看，澳大利亚学生的学业表现自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状态。2000年，澳大利亚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等排名分别位于第4、第7和第7；但到了2014年，澳大利亚的排名下降到了16名、25名和14名。在2003－2015年期间，经合组织PISA测试15岁澳大利亚学生的结果在绝对意义上倒退。整体成绩，尤其是数学，已经下降到较低的水平。此外，澳大利亚的学生成绩在过去10年中停滞不前。以国家评估项目—语文和算术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 - Literacy and Numeracy，NAPLAN）来衡量，相对于过去PISA中的表现，澳大利亚也有所下降。虽然学业成就只是教育的一个维度，而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但是澳大利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此，澳大利亚决定扭转学生成绩下滑的趋势，加强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希望重新获得澳大利亚在基础教育中的全球领先地位，提升国际竞争力。

（三）“通过学习创造机会”的内涵

社会劳动力是多年教育和学习的产物，高质量的人才能为澳大利亚日后的社会繁荣奠定基础。基于此，澳大利亚于2014年年度报告中提出了“通过学习创造机会”的教育愿景，并且成为后续几年教育改革的重要标杆。澳大利亚提出的“通过学习创造机会”的教育理念主要包括两层内涵。从个体层面来讲，指通过个体接受教育和培训创造更多的个人成长与职业发展的机会；从国家层面来讲，就是通过国家发挥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领导力，促进社会整体教育与培训水平的提升，进而为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繁荣创造最大的机会。在基础教育领域，澳大利亚政府期望通过优质的基础教育为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福祉的增长奠定稳固的基础。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两个阶段采取了众多改革措施。从个体层面尽可能保证每个人都享有优质教育的机会，使其能够通过学习开发潜能，改善社会地位，获得更美好的未来。在国家层面，澳大利亚政府更为积极地投入教育改革资金，完善多项教育制度，希望通过教育投入获得社会繁荣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回报。

二、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改革的举措

综观澳大利亚近几年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措施可以发现，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改革举措着重体现出了“公平”“质量”和“可持续”三个关键词。

（一）重视教育公平的实现

1.缩小土著与非土著学生间的差异

澳大利亚教育监测数据显示土著与非土著学生的学业成就具有明显差异。为了缩小差异，促进教育公平，澳大利亚政府近几年颁布了诸多政策。澳大利亚政府于2018年与官方和非官方教育机构签署了《国家学校改革协议》（the National School Reform Agreement），合作推动学校教育改革。该协议制定了三个改革方向及其所包含的八项国家政策，开启了一系列国家支持项目和对早期学习和学校支持项目，以提高学生学业完成率，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缩小土著学生与非土著学生之间的学业成就差距，即缩小土著与非土著学生之间的读、写、算方面的学业表现差距、入学率差距和12年教育完成率三方面的差距，从而完成提升学校表现的成就。

2019年12月，澳大利亚发布了《爱丽斯泉教育宣言》（Alice Spring Mparntwe Declaration），详细强调了解决教育差距，促进结果公平；减少教育劣势，在公平的条件下为每一个孩子实现卓越。通过承诺支持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学习者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找出解决弱势学生所面临的不利条件的途径。为了缩小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的差距，澳大利亚还在2020年颁布《缩小差距协议》（National Agreement on Closing the Gap），共同决策以改善土著及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家庭教育和儿童教育成果，并保证对于他们的教育投入最终取得相应的效果。

2. 为弱势学生群体提供更多的支持

来自社会处境不利背景的儿童往往在学校取得的成绩较差，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较小，更有可能失业或从事低收入工作。这些学生有着更高的需求，需要额外的支持来实现其他学生群体所取得的成果。这意味着，弱势或高需求学生数量较多的学校必须投入比其他学校更多的资源才能达到同样的标准。2018年，澳大利亚有约28%的学生具有移民背景，这些移民学生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处于社会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对此，澳大利亚近几年的教育改革众多举措都体现出了向弱势学生群体倾斜，希望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2016年7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纳支持计划”（Inclusion Support Programme，ISP）和“互联互通计划”（Connected Beginnings）。前者主要用于帮助有额外需求，包括残疾（或正在接受残疾评估的）儿童，以及来自文化和语言多样化家庭、土著、难民或人道主义干预背景的儿童享受到主流的儿童保育服务。在2016－2017年度，教育部围绕该计划的运营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教育部还向ISP服务人员提供培训，以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后者的重点是通过将儿童保育、妇幼保健和家庭支持相结合，为选定的处于弱势地位的土著居民提供帮助。教育部通过与州和地方政府、现有社区治理委员会和其他联邦机构进行广泛磋商和谈判，与相关方签署了七份合同。每个项目的具体实施都因地制宜，以满足当地的条件和需求。

（二）提升学校的教育质量

1.一揽子改革项目的实施

澳大利亚政府近年来确立了“学生优先”的指导原则，为提高学生学业水平创造机会。在“学生优先”一揽子改革项目（The Student First Package of Reform）下，着重关注影响学校教育质量的四个领域：高质量教学、家长参与、学校自主权、国家课程的完善，该项目的核心目标是有效提升澳大利亚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学生的学业水平。

在这四个领域中，首先，澳大利亚将改善师资队伍、提高教学质量确立为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首要策略，以即将走上教师岗位的师范生为重点改革对象，发布了《立即行动：为课堂做好准备的教师》（Action Now: Classroom Ready Teachers）的报告。该份报告包括完善师范教育的质量保证体系；设立严格、透明的遴选过程；确保理论和实践相融合；采用多元化的评估机制；创建教师教育国家研究基地等。其次，在家长参与孩子学习方面，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启动了“学习潜能资源网站”（Learning Potential Resources），有效引导家长参与孩子的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家长作为孩子教育过程中利益攸关者的作用。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还成立了家长组织，参与学校的日常决策和组织运作。再次，在增强学校自治方面，澳大利亚政府从2013/2014年至2016/2017年期间开启了“独立公立学校计划”（Independent Public Schools，IPS），共提供了6852万澳元用于提升公立学校的自主权。该计划为所有州和地方的公立学校提供了更多决策权，并鼓励学校和家长以及当地社区之间进行更加紧密的联系。继2017年6月IPS计划结束之后，澳大利亚依然重点推进学校领导专业自主权领域的工作。最后，在完善课程体系方面，澳大利亚重点打造了STEM学科课程，着重开发语言课程，以确保所有学生都具备在全球市场上取得成功和竞争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2. 加强学生学业成就的监测与评估

为了促进中小学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澳大利亚专门开展了“国家评估项目”（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在全国范围内为中小学教育进行监测和综合评估，通过开展定期监测的方式指导学校教学质量的改善。

“国家评估项目”是一套在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指导下，对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进行全国范围内监测的教育综合评估系统。该套系统是国家制定相关教育政策的重要依据，为政府、教育部门、学校以及社区提供有效可靠的教育数据，在促进并提升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整体水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国家评估项目”分三大部分：一是语文和算术评估（NAPLAN），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中小学教育评估体系，澳大利亚所有学校的三年级、五年级、七年级与九年级学生都必须参加该项目考试，考试时间是每年5月的第二周。该项目所测试的内容有关学生上学、日常生活与进入社会工作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例如阅读、写作、拼写与计算能力。NAPLAN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考试内容会随着全国学校课程变化而变化，一般包含阅读（Reading）、写作（Writing）、语言规范（Language Conventions）与算术（Numeracy）四个部分。二是澳大利亚全国抽样评估计划（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 - Sample Assessments），在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小部分六年级与十年级学生，并对这些学生进行科学、公民与公民权、信息技术三个方面的教育考核。抽样评估每年进行，但每次只对其中一项进行考核。三是国际教育评估，也是澳大利亚国家评估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中小学生要参加国际各大重要教育评估测试，主要有三项：PISA、TIMSS、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目（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PIRLS）。通过多样化多层次的教育评估项目，澳大利亚构建起了本国的基础教育监测与评估体系。

（三）推进教育可持续发展

1. 为学校发展提供“增量资金”

为了促进学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澳大利亚政府除了为学校发展提供基本的发展资金以外，还开设了“增量资金”，为学校发展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联邦政府提供的“增量资金”主要包括四类：第一，经常性供资——向州和地方政府进行拨款，然后通过州和地方政府分三期向民营学校进行拨款；第二，为残疾学生提供额外资金；第三，土著寄宿倡议——在规定情况下向北方领地、昆士兰州、西澳大利亚州和维多利亚州的合格民营学校提供资助补贴；第四，特殊情况经费（短期紧急援助）——在特定情况下，向民营学校提供援助。为确保联邦政府的学校资金用于为学生谋福利，政府在澳大利亚学校中建立了“实现卓越教育的评估”（Review to Achieve Educational Excellence）项目，该评估就联邦提供的额外资金如何投放、如何改善澳大利亚学校教育的表现和提高学生成绩提供建议。

2. 建立以需求为导向型的资助体系

为了提高经济资助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澳大利亚政府改变了以前根据社会经济地位来决定资助的方式，转而构建基于需求导向的资助体系，确保建立需求导向、透明、有效以及公平的供资方式。政府认为有效利用资金至关重要，应该按需供资。因此，从2018年起，澳大利亚政府开始以学校教育资源标准（Schooling Resource Standard，SRS）为基础，为每个中小学生提供基本的教育发展资金并为弱势群体提供额外资助费用。

澳大利亚教育与培训部努力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统一的学校资助方法，以帮助每个孩子发挥最大潜力，使他们得到充分发展，未来能够为经济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2018年1月1日，政府颁布《新优质学校资助计划》（New Quality Schools Funding Arrangements），明确表明未来将根据学生和学校的需要提供学校资金。自2018年起，联邦为每一所学校提供一贯的教育资源标准，学校资源标准是对一所学校需要多少公共资金来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的一种估计，是基于2011年学校教育经费审查的建议制定的。SRS由所有中小学生的基本资助金额、学生优先群体以及弱势学校基于需求的资助组成。

为了更为准确地实现儿童保健补贴按需供资，澳大利亚政府还十分重视实证数据的应用。教育部与人类服务部（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共同开展新的综合儿童保育信息技术系统的开发工作，该系统从2018年7月起实施新的儿童保健一揽子计划。新的信息技术系统将使教育部获得关于儿童保健支出的更完善的数据，以用于未来的政策制定，有助于确保资金的合规使用，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税人资金的欺诈性使用行为。澳大利亚教育部与各方通力合作，确保通过准确的、以证据为基础的数据为儿童保健政策和补贴支出提供数据支撑。

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政府开创了新的方法来提高政府为学校资金分配和儿童保健补贴方式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新方法由政府与多机构数据整合项目和主要利益相关者团体合作制定，逐渐构建起按需供资的资助体系。

3. 多样化合作维持疫情下教育的可持续

新冠疫情的暴发严重扰乱了澳大利亚学校教育的发展。为了维持疫情背景下学校教育的可持续，澳大利亚政府于2020年制定了《新冠疫情国家学校教育原则》（COVID-19 National Principles for School Education），以确保所有学生都能继续接受教育并在学年取得进步。为了达到原则里提出的目标，需要多个部门开展灵活和多样化的合作。例如，澳大利亚卫生保护首席委员会（Australian Health Protection Principal Committee）与学校合作，为学校领导和管理者提供实用指导，帮助降低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发生疫情感染的风险。鉴于国民普遍非常担心新冠疫情对学生在校最后一年的影响，澳大利亚教育、技能与就业部联合各州和地区教育部门，以及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认证机构（Australas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通力协作，确保十二年级（毕业年级）学生不会处于不利地位：继续进行高中学业水平评估，学生也能按时获得高中毕业证书。该部门还兑现了政府向非政府学校提供1000万美元特殊情况资金的承诺，以帮助他们采取适当的卫生保护措施，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此外，该部门还与非政府部门合作，帮助学校在此期间管理现金流与财务相关事项。

三、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改革的效果

教育具有滞后性，教育投入并不能立即产生结果，并且教育结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当下的教育改革措施或许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不过，通过澳大利亚开展的许多教育监测项目能够获得一些实证数据，从而推断其教育改革的效果。

首先，从教育公平的实现情况来看，澳大利亚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学生学业完成率，尤其是缩小原住民学生与非原住民学生之间的学业成就差距，进而提升学校表现，为促进社会和谐公平创造机会。在近些年政府学校的国家支持项目、非政府学校的国家支持项目以及对早期学习和学校支持项目的支持下，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学生的教育差距有所缩小。2008年，两类学生在阅读和计算方面的平均差距为23%，到2018年，这一差距缩小到16.3%。在入学率方面，评估结果显示，与2014年相比，2018年非原住民学生与原住民学生的入学率差距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2018年非原住民学生与原住民学生入学率的差距扩大了0.5个百分点。虽然2018年差距显示有所扩大，但在2015年差距有所缩小，2016年和2017年的差距保持相对稳定。在教育完成率方面，2006年至2016年，拥有十二年级教育（或同等教育经历）或第三证书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20－24岁人口的比例均有所上升，二者之间的差距由2006年的37.6%缩小到2016年的25%，目前，二者之间差距减半的目标已经实现。 此外，PISA 2018年的测试结果显示，澳大利亚的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学业成就表现与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性较低，并且，澳大利亚大约13%的弱势学生能够取得澳大利亚阅读成绩的前四分之一，经合组织国家的这一数据为11%，澳大利亚约29%的移民背景学生能够达到阅读成绩的前四分之一，经合组织国家这一数据为17%，这从侧面反映出了澳大利亚对弱势学生群体的扶持与帮助的成果。

其次，就学生学业成就方面而言，NAPLAN是澳大利亚国内规模最大的中小学教育评估项目。2018年5月，澳大利亚三年级、五年级、七年级和九年级的超过100万名学生参加了NAPLAN测试，其中约19万名学生首次在线完成了评估。2017年至2018年的初步结果显示，在阅读和算术方面达到或超过国家最低标准的学生比例略有增加，但在写作成绩方面这一比例略有下降。 此外，2018年澳大利亚学生的阅读和科学水平均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学生的平均水平，数学水平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学生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澳大利亚学生在2000年至2018年PISA测试中的表现一直都呈现出了排名下降的趋势。

最后，就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澳大利亚在教育的多个方面取得了进展。2014年正式对国家统一课程进行评估，不断完善国家课程体系；从2015年开始对师范教育进行改革，逐渐完善了澳大利亚教师教育培养和质量保障体系；此外，还有一个显著的标志是2019年澳大利亚各州教育部长共同签署的《爱丽丝泉教育宣言》。澳大利亚过去签署的《霍巴特宣言》（Hobart）、《阿德莱德宣言》（Adelaide）和《墨尔本宣言》（Melbourne）一起指导了澳大利亚三十多年来的教育改革之路，《爱丽丝泉教育宣言》在前面三个宣言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澳大利亚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愿景。

四、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特征

从澳大利亚政府近几年的基础教育改革措施可以看出，澳大利亚近几年的教育改革发展形成了以下三个特点。

（一）兼顾质量与公平是改革出发点

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是澳大利亚诸多教育政策的主旋律，也是教育政策的价值追求，还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澳大利亚认为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并力求实现结果公平，重点在于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和扶持弱势群体，因此，近几年的教育改革希望通过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来缩小教育差距。针对不同学段的群体，政府都设有不同的补助或津贴来帮助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获得入学的平等机会，并充分保证完成学业。澳大利亚近年来坚持制定和实施多项支持弱势学生的政策，提供了较为公平的学习环境，对社会融合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教育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澳大利亚政府将教育改革项目的落实和对教育制度执行过程的有效监督视为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因此，澳大利亚开展的各项评估项目和各项教育数据储备成为国家制定相关教育政策的重要依据，为政府、教育部门、学校以及社区提供有效可靠的教育数据，在促进并提升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整体水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澳大利亚还将优质义务教育作为国家战略，通过加大学校教育改革、增强学校自治、提升家长参与度、强化基础知识的教学等方式帮助学生实现更加优质的学习成果，也体现出澳大利亚政府提升教育质量的决心。

（二）强调立法确保教育改革合规性

为了确保教育处于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澳大利亚近年来颁布了许多教育法规与条例，进一步健全澳大利亚教育法律保障体系。政府希望通过法律法规和条例规则的制定来确保相关教育改革实践的合法性。政府在2017－2021年，颁布的教育相关法律包括《2017年家庭援助立法修正法案》《2017年儿童和青少年（监督和宣传机构）条例》《澳大利亚教育法修订法案》《2019年教育和儿童服务法》《2020年教育和儿童服务条例》《2021年教师注册和标准条例》等。诸多与教育相关的法规和条例应接不暇，这背后体现出的是澳大利亚政府希望通过法律法规逐渐将教育改革实践合理化、规范化的价值取向，使得一系列教育改革有法可依、有理可循。澳大利亚教育部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并加强对教育的监管，希望在保护教育改革相关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形成规范的教育改革制度。然而，无论是法律法规的完善，还是信息平台的构建，抑或是各项补助资金的投放，仅仅依靠规则的制定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过多的规则在有些时候反而可能会阻碍改革的顺利实施。因此，如何顺利将这么多的法律和规则与教育实践改革相结合，依然是澳大利亚政府需要进一步攻克的问题。

（三）重视利益相关者间的相互协作

为了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发展，澳大利亚竭力建构多方利益相关者相互协作的改革模式，然而由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目标的差异，在改革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冲突，因此澳大利亚近几年教育改革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多方主体协作与冲突并存的过程。教育的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实际需求，这样才能调动各方共同参与教育的治理，减少教育改革的冲突。首先，澳大利亚政府作为政策的主要制定主体，对澳大利亚的发展具有顶层规划与统筹管理的职责，为各项改革与调整指明方向。其次，澳大利亚各类教育机构、学校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同样在各项教育政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的各类教育组织除了担任教育政策的评估主体这一角色外，也会和政府一起作为政策制定主体，参与相关教育法案和研究报告的修订与编撰，分析澳大利亚教育发展的现状并为政策的制定和颁布给予相应的建议。再次，学校作为澳大利亚教育利益相关者，既是政策执行的对象，又是参与教育理论研究工作以支持政策制定的主体。最后，在教育政策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家长、教师、社区等均有参与学生的教育活动，充分调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让利益相关者感受到教育改革对自己带来的益处，减少抵触情绪，进而保障改革的顺利实施。同时，澳大利亚教育部还重视向利益相关者传达其战略和工作成果，以及其如何影响和支持澳大利亚社区；此外教育部还一直保持与其他政府机构、州和领地政府、国际组织、监管机构、企业、教育机构、供应商、行业和社区等的密切合作，努力建构在冲突中相互协作的教育改革环境。

五、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改革面临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澳大利亚教育改革初见成效，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划分、教育的功能和教育公平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争议。

（一）政府监管与教育市场化的张力

随着澳大利亚学校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为了实现市场平衡，保证教育质量，政府颁布了各种政策逐步加强对学校的监管。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定法律法规来保护相关者权益；二是形成第三方监督机制来保证立法和执法的公平；三是确立以政府为主导地位的多元化的教育法律保障体系。在学前教育方面，《国家质量框架》的颁布，使得幼儿教育和保育的法律法规、质量标准、学习标准以及对全国和地方的教育和保育质量局得到了统一监控。在义务教育方面，教育的准市场化政策体现在通过自主、加强问责的方式来提高教育质量，学校之间通过资金和学生入学率等方式的提高来加大学校之间的竞争。为了加强政府对学校的监管，自2018年1月1日起，政府实施了《澳大利亚教育法》修正案，联邦为每一所学校提供一贯的教育资源标准，学校资源标准是对一所学校需要多少公共资金来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的一种估计，通过采用标准形式的方式将权力逐步集中，平衡义务教育的市场化，改变了资金资助的方式。然而，澳大利亚政府这一系列加强监管的举措同样引起了社会的争议。反对者指出，政府的监管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教育市场的活力，从而使澳大利亚教育变得越来越统一，并且竞争性市场比集中的国家规划更能有效地分配资源，更能确保供需之间更好的匹配。另外，政府监管过多，开展严格的质量监督以及绩效考核体系，势必形成过分复杂的官僚体制，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决策过程烦琐、僵化等。综观澳大利亚近几年的教育改革，政府监管和市场自主一直都处于此消彼长的竞争当中。

（二）教育育人功能与经济功能之争

在澳大利亚近些年教育改革政策的背后，逐渐透露出了一种教育“经济本位”的价值取向，教育的育人功能退而次之。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一个具有自信、强大和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是澳大利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近五年的教育改革目标基本围绕教育可以为经济作贡献和为国家作贡献，展现出澳大利亚政府在教育的发展中对教育的经济价值的期望。诚然，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长期以来一直是该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支柱，不同教育阶段的改革措施也彰显出了“经济本位”的价值观。在学前教育方面，澳大利亚教育部门指出，通过对幼儿教育的投资不仅能改善儿童在正规教育过程中后期的教育成果，还帮助政府解决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进而产生巨大的经济功能。儿童保教服务在促进家长就业和培养未来人力资本方面的经济价值备受重视，其在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融合等方面的价值却日益边缘化。在义务教育方面，教育部发布的《对地区、农村和远程教育的独立评估》中明确提出，改善乡村学生的教育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潜力并参与澳大利亚的经济。至于逐步提高弱势群体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是基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对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改善反应更积极，然而，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人类实践活动，其最根本的功能应该是“育人”，若是过于突出其“经济”功能，则会违背教育的根本规律。总体而言，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澳大利亚近五年的教育改革都充分体现了教育“经济本位”的价值取向。让教育改革承担了极为重要的社会责任，这一现象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争议。有学者认为教育的经济思维正在破坏澳大利亚的教育，拥有一个支持强劲经济的教育系统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当这些目标排挤其他教育目标时会导致道德价值观念的缺失。因此教育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一定要兼顾教育的社会利益，过于强调教育的经济思维会引起教育腐败。捍卫和促进教育发展的第一步是回归公共教育所依据的基本育人价值，确保这些价值为澳大利亚教育的政策和实践提供信息，并确保这些基本价值得到保存和加强，而不是被忽视或减少。

（三）教育结果公平与新的教育不公

保证每个儿童和学生享受优质、公平的教学和学习环境是澳大利亚教育的价值导向。近年来，随着入学率的提升，澳大利亚政府对弱势儿童和学生群体公平的保障重点逐渐从机会公平转向了结果公平的趋势。教育机会公平指弱势群体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机会，而教育结果公平指弱势群体在接受教育后达到政府规定的毕业要求。 澳大利亚政府在学生享受教育和接受继续教育方面设置了相应的目标，努力实现教育结果的公平。政府计划到2031年在全国范围内将获得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的弱势群体的目标提至96%，将获得大学学历的目标提至70%，使他们能积极参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澳大利亚针对弱势群体明确了学习结果的政策指向和目标，颁布相应的协议推进目标实现，以达到相应的学业效果。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澳大利亚在针对弱势学生群体方面表现出从注重机会公平到结果公平的趋向，这也是社会融合和经济发展等价值观在政策中的逐步体现。然而，针对弱势儿童或者土著儿童的结果公平的教育政策也带来了很多现实问题，甚至导致了对其他学生“新的不公平”的产生。目前的澳大利亚学校制度过于将重心置于弱势学生和弱势学校，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整体成绩，这是结构性的失败。政府和非政府教育部门的结构性不平等似乎正在增加，澳大利亚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为教育提供的大量财政资源并没有减少不平等。当所有学生的教育成果不是他们的家庭背景的结果时，教育公平的确出现了。但大多数报告表明，澳大利亚的学业成绩并不优秀。自2009年以来，澳大利亚的表现无论同自身相比还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有所下降。

六、结语

当今社会，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新局势，澳大利亚政府在面临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坚持秉承“通过学习创造机会”的教育愿景，积极打造公平而有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教育体系，体现出了澳大利亚对基础教育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国家经济繁荣发展方面重要性的肯定。然而，综观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基础教育改革，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改革目标也并未完全实现。但是从澳大利亚颁布的诸多教育政策、教育法规条例、教育宣言和教育改进项目等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政府促进基础教育发展的决心，也潜移默化地进一步推动了澳大利亚逐步迈向更公平、更规范和更现代化的教育时代。除此之外，从澳大利亚政府对教育改革投入的巨大经济资源来看，澳大利亚政府实际上对教育改革也怀揣着“高投入—高回报”的期望。然而，教育有着自己特定的功能并存在着滞后性和延时性，教育的回报难以通过经济维度衡量，也并不存在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澳大利亚近几年基础教育改革的效果或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观察出来。

（公众号排版限制，参考文献请见纸刊。）

● 引用本文

马健生,刘红霞,刘云华.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新动向：举措、特点和问题[J].比较教育学报,2022,No.341(05):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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